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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寒衣拽了拽他的胳膊，“你先冷静点，还没确定的事儿。”

“对呀，徐嘉树，你确定你爸是这样说的吗？”夏梨问，“是真的不让爷爷奶奶开小卖部了吗？”

被这么一问，徐嘉树就犹豫了，吞吞吐吐地说：“…反正我爸就说下周就轮到他去和爷爷奶奶做工作。”

“……”范阳白他一眼，“你能不能说点有谱的！”

“不过，我好像也听说，学校要开超市，就在食堂里多开个摊位……”不知是谁又小声说了句。

“对啊，刘国庆不也说了好几次小黑屋是个危房，卖的东西不卫生么。”高杨说。

“他那就是不想让我们吃零食，巴不得所有人课间屁股都钉凳子上写作业。”蒋寒衣冷笑一声，说出了真相。

树人的校领导和老师对小黑屋的态度与学生们截然相反。对校领导来说，小黑屋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在综合楼那边唯一一间没拆的小平房里开个破破烂烂的小卖部，无论是从学校规划还是从校风校貌上来说，都很不合适；对老师们来说，小黑屋的问题虽然没那么严重，但也麻烦，哪个老师愿意看自己的学生一下课就去吃吃喝喝？用刘国庆的话来说，大家扎堆往那平房前一站，“跟群小流氓一样，哪有学生的样子？！”

总之，大家心里都有数，学校估计早就想把小黑屋端了。

“不行！不能让他们拆！”范阳义愤填膺地拍桌子站起来，“什么年头了还搞强买强卖那一套啊，还欺负老年人！”

“我也是说！”徐嘉树附和地猛点头，“所以我一听我爸说这事就来告诉兄弟们了！要是他们把爷爷奶奶赶走，那跟外头那些城管有什么区别？！”

树人的学生对这一带城管的印象都很负面，因为他们上下学的路上见证了无数次城管驱赶小吃摊贩的情景。

那几年，城管行事还很粗暴，大多是厉声教训两句之后就直接上手，强行没收摊贩的推车，连车上的钱、食材、锅具之类的也一概收走，什么也不留。更有甚者，会对人动手，几乎所有人都见过那个又高又壮的卖烤鱿鱼的大叔每一次都被直接踹倒在地，蒋寒衣还见过卖油饼包烧麦的老奶奶穿着脏兮兮的围裙、驼着背追着城管的车跑，想要拿回推车上的钱。

蒋寒衣记得很清楚，那是城管最不留情面的一次，似乎是为了即将到来的什么七城博览会。他和范阳把那个老奶奶扶起来，裤兜掏了个精光也就凑出三百多块钱，只能手足无措地看着奶奶哭。

十几岁的少年能感受到的最无力的时刻莫过于此。穿着破旧围裙的老奶奶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攥着从围裙里掏出来的仅剩的几张毛票，好像没有尽头地那样哭，而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那是蒋寒衣第一次，对这世上的“苦”有了具象的认知。

后来有很多次，只要碰到城管抓人，蒋寒衣和范阳就帮那奶奶逃跑。他们一个推着车猛撒丫子往前冲，另一个背着老奶奶跟在后头，跑得比运动会卖力一百倍，每次成功逃脱，都喘得像快要断气。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某一个早晨发现老奶奶不来了。也许是身体出了状况没法再摆摊，也许是学校门口实在太惹眼，经不起再一次“倾家荡产”。具体缘由不得而知，只是他们再也没吃到过那一家酥脆油饼和软糯烧麦融为一体的美味。

范阳的情绪感染了很多人，原本只是小声发牢骚的同学们也渐渐大声附和起来，一时间食堂里沸沸扬扬，炸开了锅似的。

“老徐，你今天回去再问下你爸，看学校到底是什么意思。”蒋寒衣虽不像范阳那么咋呼，但其实心里也早就愤愤不平了。

“对，还是要先确认清楚。”夏梨温声附和道。

“他们要是真敢拆小黑屋，老子就退学起义！”范阳一拍桌子，豪言道。

“冷静点，你退学威力不大。”蒋寒衣说。

“那不还有梨儿和一哥吗！”范阳厚颜无耻地伸手一指，又回头去找弋戈，“一哥，到时候一定要加入……”

回头一看，弋戈已经掀开塑料帘走出食堂了，留给他一个冷酷的背影。

“算了，她转来的，指望不上。”范阳嗤了声，语气里说不清是不满还是泄气。

转学一个多月，弋戈只去过小黑屋两次，除了爷爷奶奶看着面善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感觉。她暂时无法理解这一食堂的人为什么会激动至狂热的地步——也没空去理解，刘国庆一早就叫她中午吃完饭去办公室。

午休时刻，教师办公室静悄悄的，刘国庆坐在最靠里的书桌前，唰唰写着教案。

一个多月来，弋戈已经大致了解了这位班主任的风格：他为人古板，行事风格也像个教头，但态度认真、专业能力极强，是真正想教出好学生的那类老师——尽管他对“好”的判断标准趋于单一，有唯分数论的嫌疑。

不过，相比于那种热衷于搞各种活动来“增进同学情谊、促进全面发展”的老师，弋戈反而更喜欢刘国庆简单粗暴的风格。

万万没想到，她下一秒就被打了脸。

刘国庆十分慈祥地让她坐下，嘘寒问暖地关心了一下考后状态后，提出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主意：“我和小杨老师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可以在班里办几期小型的沙龙，以小组为单位，每周每小组上台朗读一篇本组同学的作文，大家坐在一起欣赏欣赏、提提建议。”

小杨老师就是杨静，那位每次看到弋戈表情都十分受伤的年轻语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