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弼出镇临淮
上元二年(761年)二月,李光弼因邙山一役失利,丢失了河阳、怀州,自请解去天下兵马副元帅一职,回到河东继续担任节度使。
五月份,李光弼自河东入朝。
藩镇节度使入朝,在玄宗时代是天大的好事,意味着出将入相、光宗耀祖,是朝廷对边帅的最高褒奖。而在肃宗及其以后却并不是什么好事,代表着朝廷的猜忌与权力的变相剥夺。与李光弼情形相类的还有郭子仪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虽说官至宰相,但只是一个毫无权力的空头衔。
他们功劳太大,声望过高,朝廷担心他们心生异志,成为安禄山第二,索性将他们调入朝中看管起来。
此时,史思明之子史朝义杀掉父亲继位称帝,仍然占据河南、河北大部地区,并派兵东击宋州(今河南商丘),企图进入江淮。
而江淮地区在经过物价飞涨、刘展之乱后也开始变的动荡起来,田神功等朝廷将领打着平叛旗号,滞留江淮不走,抢夺地盘相互攻击,渐有愈演愈烈之势。
江淮是大唐的重要财赋来源,一旦这个地方遭到破坏,朝廷将无法再保持正常运转。
而要遏制叛军进攻势头,慑服田神功这样的骄兵悍将,非郭子仪、李光弼莫属。郭子仪一直受到鱼承恩排挤,除非遇有重大事件,朝廷不会让他再重掌兵权。最合适的人选,也就只剩李光弼了。
没多久,肃宗起用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节度使,坐镇临淮(江苏宿迁市泗洪县境),把南方事务全权交付于他!
同时,加封平定刘展叛乱的功臣田神功为开府仪同三司,迁任徐州刺史,隶属李光弼节制;李藏用为浙西节度副使。
将前江淮都统李峘、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征调入朝。浙西节度使侯令仪遭到李峘甩锅,承担起了抗击刘展不利的全部过失,被免官流放康州(今广东德庆县),做了李峘的替罪羊。
九月,江、淮爆大面积饥荒,穷困潦倒的民众为求生存,迫不得已将老弱妇幼当做充饥的食物。
十月份,宰相崔圆接任江淮都统,将李藏用改任为楚州(今江苏淮安)刺史。
朝廷支度租庸使前往江淮,查验仓库物资消耗情况。因爆刘展之乱,各地在仓猝中征募士兵,物资损耗较多,与账簿数量严重不符。为弥补亏空、避免问责,众将领往往卖掉个人资产予以补偿。
李藏用担心牵连自己,曾与他人谈及此事。他麾下将领高干与他持有旧怨,借机构陷他谋反,带兵将李藏用杀死。
崔圆调查此事,李藏用所属官吏畏惧刑责,大多附和高干说法,证明李藏用谋反。只有刘展的降将孙待封敢说真话,坚持称李藏用没有谋反。
崔圆让人把孙待封拉出去斩,有人劝他:“你干嘛不附和大家意见,先保住性命再说?”
孙待封答:“我以前跟着刘展大夫奉诏赴任,人们说我们造反;李公起兵消灭了刘展,我归附于李公,现在又有人说李公造反。我宁可去死,也不能睁着眼说瞎话,把脏水泼到李公身上!”随即从容赴死!
宝应元年(762年)正月,重掌兵权的李光弼攻陷许州(今河南许昌),擒获史朝义所任太守李春,又击败了前来救援的叛将史参,继续领兵东进。
史朝义亲自统率大军围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已达数月之久,城中粮食耗尽即将沦陷,刺史李岑忧虑之下毫无办法。遂城果毅刘昌提议:“我们府库还有几千斤酒曲,可以将其捣碎果腹,最多再坚持二十天,李太尉一定会来营救。现在城东南最为薄弱,请让我去防守。”
李光弼抵达临淮,众将因河南行营兵力较少,而史朝义仍然强盛,劝他南下退保扬州。他说:“朝廷倚重于我,如果连我都要退缩,朝廷还有什么希望!况且我们出其不意攻打他们,他们怎会知道我方兵力多寡!”
随即直奔徐州,命令衮郓节度使田神功兵进击,在宋州城下大破史朝义,距离刘昌所料时间还提前了五天。李光弼听说了刘昌事迹,将他召入麾下,破格提拔为左金吾卫郎将。
之前,田神功自任城(今山东济宁境)兵击败刘展,留连于江淮的繁华,逗留扬州不走。太子宾客尚衡、左羽林大将军殷仲卿则在田神功的地盘上互相争斗,听到李光弼要来,田神功即刻动身赶赴河南战场,尚衡、殷仲卿则相继回到朝中。
李光弼除军旅事务由自己决断,其他各类杂事全部交由判官张傪处置。张傪精通吏务,办事精明妥当,众将领找李光弼汇报事情,李光弼都会让他们先与张傪商量。众将对待张傪如同侍奉李光弼,军中秩序严整井然,华东得以安宁。
田神功从平卢军一名偏将跃居为节度使,作风极为倨傲且不太懂礼数,幕府判官刘位等人见他都要行跪拜礼。当他看到李光弼与张傪用平等礼节相处,不禁大惊失色,找到刘位等人一个个赔礼道歉:“我田神功粗人一个,不识礼数,你们也不提醒我,以至冒犯了各位先生,实在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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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神功在李光弼熏陶下,骄悍习气大为改观,变的谦和有礼,终成一代忠良。
所谓名将,不仅在战场上百战百胜,更能在品行操守上成为众人争相效仿的标杆楷模!
眼见华东兵患有所好转,对史朝义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谁知一场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拖住了李光弼的步伐。
上元二年(761年)十一月,户部侍郎刘宴卷入一桩私通叛军案中,被贬为通州刺史。肃宗起用御史中丞元载接替户部侍郎,兼盐铁、铸钱及江淮转运使。
元载认为江、淮地区虽经战乱,境内百姓仍比其他各地富有,于是按户籍追查收缴从天宝十三年(754)至上元二年(761)八年来拖欠的赋税。他选择当地有势力的豪强出任县令,催逼百姓缴税。不管欠多欠少、家产多少,只要现谁家中存有钱粮,立刻派人包围并将财产登记造册,然后强行取走一半资产,美其名曰“白着”(意为无故而破财)。
遇到不肯服从的,便动用严刑威胁。家中存有十斛左右粮食的百姓,都会战战兢兢等待上门抄没。
所谓官逼民反,不少人在苛政之下,啸聚山林当了盗匪,官府根本无力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