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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第2页）

“您是谁？”

“我有东西出售。”

“什么？”

“真相。”

“哪一方面的真相？”

“这您知道，先生。”

“我不清楚。”

“那您来这儿干什么？先生，您在这儿要找的真相，我能卖给您。”

“您在哪儿讲话？”

“您往下看看。从酒店大厅的一个电话间里。您下来吗？”

“行。”我说“我如何找到您？”

“我坐在酒吧里，在吧台旁。我黑头发，一身黑衣，背后开得很大，我将手拿一朵红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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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上一身深蓝色的西服、一件白衬衫，系上一条蓝领带，带上全部资料，包括电报密码，坐电梯下到大厅。我走向总台，要一个保险箱。他们带我来到一个大房间，内有许多较小和很大的自锁保险箱。我租了一个小保险箱，把材料存放进去，签字证明收到了保险箱的钥匙。我经过两间大舞厅，里面正在跳舞。外面，在室外，客人们的司机都聊着天站在那里。酒吧坐满了。只有一支三人乐队在演奏长盛不衰的老歌。灯光不是很亮。当我的眼睛适应了之后，我在吧台旁看见了一个穿黑衣、背后开口很深的穿晚礼服的女子。她把玩着一支红玫瑰，坐在吧台的一头。干我这一行干久了就学会评价人，不管他们如何伪装。坐在那里的那个女人是个妓女。一个高级妓女，肯定是的，一个快活女郎，但无论如何还是个妓女。同她交谈的那个男人吻了一下她的手，消失在跳舞的一对对之中。我走向那个拿玫瑰的女子。小乐队正在演奏两人的茶。

我走近吧台。

“你好。”我说。

“你好。”那个拿玫瑰的女子说。她也许三十岁，看上去很姣好，但不算特别漂亮。只有当她不笑时，她看上去才十分妩媚。她笑时，看得见她的牙齿很难看。她有一种嫣然一笑的本事。但有时候还是看得见牙齿。

我坐到她旁边空着的高脚凳上，问我可不可以为她要点什么。她说，她要一杯便宜的威士忌。于是我就叫了两杯，当酒送来后，我们举杯。

“您随意喝。”我说。我们两人都喝。我身旁一位男人从他的高脚凳上下来。另一位坐上去，叫了半瓶香槟。他高挑、瘦削，一头稀疏的金发，左太阳穴有块疤。他四十五岁左右，穿一身挺括的燕尾服。

“请问，您叫什么？”我问那姑娘。

“倪科尔-莫尼埃。”她说。

“您是从哪儿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我说。

“什么叫‘原来如此’？”

“没什么。”我不耐烦，因为我不再相信，穿衣服下楼来有什么价值。

每当我们接吻，我就忧虑奇怪，乐队正演奏这首歌。

“那请吧，”我说“您想出卖真相？”

“对。”倪科尔说。

“要多少钱？”我问。

“噢，相当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真相。”

“多少？”我问，坚信她根本没什么好卖的。我不会这么快就上当。

“一大笔，”她说“虽然不是您的保险公司现在必须吐出来的一千五百万马克。”

干了这么多年，也会有搞错的时候。

“您从哪儿得知”

“嘘。”她说，做了一个头部动作。

我转过身，跟那个要了香槟的瘦削的人撞在一起。

“我们讲话声音大得您也能听见？”我粗鲁地问。

“请您别烦我。”他温和地说。

我又转向倪科尔。

“您看见了，这里不行。”她说，声音很轻“您得去我那儿。那里就安静了。”

“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