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终于看到了吴邪,上去便把他一把抓住,连喘了几口气才能开口道:“教…那个教授,他刚刚给场部打电话打不通,就打…就打我那儿去了。他说农林专业是国家重点培育项目,但是今年报考的少,他们学校没收够人,现在在让各个农场林场推荐学生呢。”
梁医生对吴邪喊道:“你快去,找书记开单子证明林场愿意放你读书去,别的材料,教授已经在帮你准备了。”
吴邪听了这个消息,只呆了一秒便笑起来,他喊了一声:“小哥!”转身就往书记的办公室去了,走到一半又想起来梁医生,他又才补了一声谢谢。
他转身回去看他们,夕阳把地上的积雪照得亮晶晶的,好像有金玉在其中闪耀。同时那暖橘色的光也照在张起灵与梁医生的身上,把吴邪在这林场找到的丈夫和好友的影子拉得又扁又长,却也让吴邪能看清他们的脸。
吴邪心里清楚那书记不想让他出去上学,但现在,他眼里看着这两个人,只觉得他有能力抵抗一切阻碍前路的人和事,更何况是一个书记而已。
他带着满心的宏伟志向,正又要走,却突然想起另一个他以前几乎不怎么想的人来。因此,他又在对张起灵喊道:“小哥,你先回家看着麒麒,我去去就来!”
说罢他便转身向书记的办公室去了。从他到十崖子林场的那天起,一直算到今天,吴邪才总算有了一种革命终于胜利的感觉。从前的每一天都仿佛在他眼前一闪而过。
红军长征走了十八个月。吴邪这三年下来,身体虽然在林场没动,心却好像一步步走完了两遍长征的路。这一路上艰难困苦,有他自己越过去的,也有他的爱人、家人和朋友拉着他的手,带他走过去的。
他刚来这里时,还是小孩,但现在却发生了许多好的、他自己都未曾想到过的变化。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也有来自运命的馈赠。
一时间,吴邪只感到心里五味杂陈。他抬手抹了一下眼睛,看着书记办公室的方向。知道这一场苦旅的终点线已近在眼前,心里也跳出一句诗来。这句诗,便是那位文韬武略的伟人所写的: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尾声
一九九五年四月下旬,我为了谈生意去了一趟北京。到北京的第四天,该办的事已经办完,离我该回长春的日子还有两天的富余,我便打电话联系了解雨臣。
如果把时间往前倒推一百年,吴解两家都是湖南乡间大户的时候,我们爷爷的父辈,就是一起上树掏鸟窝、下树调戏姑娘的关系。再往前七十年,我的爷爷吴老狗,和他的爷爷解九也曾一起在逃亡做流民的路上,偷了苞米棒子分着吃。后来我爷爷还娶了他姑奶,两家除了世交的关系以外,也算是沾亲带故。
甚至我三叔与他的叔叔解连环,也曾在乡间插队时穿过一条裤子。
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爷爷选择留在杭州、他爷爷选择继续北上,又或是没有那些年月的动荡,解雨臣与我,也应该是从小睡一个被窝里面的发小。
后来我们两家再联系上时,我正在长春读大学。那会儿我和张起灵的大儿子张炜麒已经两岁,我肚子里还揣着老二,突然就接到了我爸的一通电话,说有个远房的亲戚要上长春办事,叫我好好接待。
我当时还以为这位远房的亲戚,应该有我父亲的岁数。可没成想我在火车站接到的,却是一个还小我一岁的青年,那便是解雨臣。
不过他一向比我有出息得多,那时候不过二十一二的年纪,却由于各种机缘巧合,早把祖国的南北走遍,已经开始慢慢地做起了生意。
我们不是一样的人,但或许因为我们身上流着几分之一的相同的血,见面之后聊几句,竟然生出一种已是故人的感觉。
几年前我有一次去北京办事,没有联系他又被他发现,解雨臣打着电话把我骂了一顿,说是再敢有下次,就要把吴邪:“直接打死算我的。”
从那以后我别说是去北京,就算去的是秦皇岛或通县,也得先给他打电话报备。
这次也一样。只是解雨臣生意越做越好,商人脾气也越来越重,每次我上北京,他都会安排最好的酒店,再带着我从八达岭到避暑山庄一路消费个遍,临到走了,又要我连吃带拿,还不许我掏一分钱。
我不好意思老跟着他蹭,因此每次都在最后关头才给他打电话,少给他留些发挥的空间。
这次我打了电话,跟解雨臣联系上,他却说中午订好了请几个不熟的老板吃饭,我不方便中途过去,只能下午三四点约在老地方喝茶。
解雨臣说的老地方,自然也不是等闲之所。那里离长安街慢悠悠地散步也只要二十分钟,店里的环境陈设很讲究,一壶茶贵的能卖到一百多元。改开以来,在北京做跨国生意的大老板,都很喜欢在那处请客。因此连服务员都是外语学院的学生在赚外快。
这样的地方,要是解雨臣不请客,我是绝不会去的。
我在一九八二年毕业以后,先是服从学校分配,去了长春的农林总局上班。工作稳定以后便拿了家里三万块钱的帮助,买下了局里分配的职工房。
当时考虑到小孩的教育问题,张起灵在我毕业那年就从林场辞职,白天在长春做一份普通的工作,晚上去念了成人夜校。我们又把已经四五岁的张炜麒,和仅有三岁的吴佑麟从杭州接回长春。
因此一直到吴佑麟上小学以前,家里都是一团忙乱。先不说老张没有学历,他白天的那份工作不太赚钱,交了他自己的学费和老大在幼儿园的用度以后便所剩无几的事,就只说我在农林局上班,也不是什么肥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