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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接近午夜了，霍恩斯比的领带依然没有松开的迹象。旁边的美国人早就脱了外套，丢在会议桌上，袖子挽到手肘。中情局来的野蛮人，呼吸里带着浓烈的烟草味，他抽卷烟，门牙和右手手指被染黄了。

“所以？他死了吗？”美国人又问了一次。

安德烈的目光转向美国人，侧了侧头：“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怎样的，但在我们这边，被子弹打烂脑袋一般会导致死亡，麦卡伦先生。”

“确定不是抢劫？或者其他意外？”

“钱包还在。中了两枪，先是脖子，再到后脑勺，确保他死得透彻。看起来像斯塔西的手法，而且他们就是想让我们看出来。”

“那些狗娘养的是怎么知道的？”

“我暂时没法回答这个问题，麦卡伦先生。”

“那你整天在柏林捣鼓什么呢？”

安德烈冲他微笑，略微抬起下巴，像条准备攻击的蛇，“要是中情局也有人在柏林，不就知道了吗？”

霍恩斯比原本在琢磨手里的铅笔，现在抬起头来，冲安德烈皱起眉头，每当他觉得安德烈需要管教的时候就会这样皱眉。美国人看起来不高兴了，因为他和安德烈都清楚中情局在东柏林没有可靠的线人，至今不得不倚靠六处的人脉。表面上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平起平坐，但这种“特殊关系”正在逐渐变质，旧世界早已破产，新大陆则是有钱的表弟。

“先想想怎么补救。”霍恩斯比一整晚只说了五句话，这是第五句，“有没有‘相关人士’需要打？父母？妻子？情人？”

“父母去世了，有个弟弟，不怎么来往，应该不是问题。”

“我们还有别的信息来源可以替换吗？”

“这可不是换轮胎，一个坏了就拿个新的上去。我需要从零开始物色新的‘羊羔’，不知道要花多久。”

“‘不知道要多久’。”美国人嘲讽地重复了一遍，安德烈假装听不见。没有人再说话，寂静缓慢膨胀，顶着隔音室的四面厚重墙壁。美国人身后一块装饰板破了一角，露出底下用于阻断无线电的铅板和铁网。这些木质饰板本来是要模仿乡村俱乐部，给隔音室增添一些柔和气氛的，可惜损坏度比想象中快，现在看来只剩欲盖弥彰的荒谬。

“他说得对，这是需要耐性的工作。”霍恩斯比开口，用手里的铅笔轻轻敲打桌面，“回去睡一会，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回柏林，着手招募新线人，‘秒表’计划启动之前我们一定得在东柏林司令部安置眼睛和耳朵。”行动处处长转向美国人，后者点点头，看起来不打算补充什么了。安德烈拿起帽子，起身离开，椅腿嘎吱刮过地面。美国人用指节敲了敲桌子，安德烈停住脚步，回过头，没有掩饰自己的不耐烦。

“顺便找出是谁干掉了我们的人，知道吗，德国佬？不摸清楚漏水的地方在哪里，什么都不能开始。”

安德烈没有理会那个错误的蔑称，离开了隔音室，放弃了嘎嘎作响的旧电梯，走楼梯下去。外面在下雨，夜班警卫替他推开门的时候，浸透水汽的冷风擦过脸颊。他走过了一条街，离总部足够远，才着手捕捉行踪飘忽的伦敦计程车。快凌晨一点了，路灯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两个醉汉互相搀扶着走了过去，撞上垃圾桶，两人都倒在地上，躺在被雨水沾湿的水泥路上，对着夜空咒骂。安德烈移开目光。

一辆黑色计程车窜过前一个街口，没看见他高高扬起的手臂。这位刚从郊野里跋涉回来的牧羊人叹了口气，压低帽檐，设法躲开无孔不入的雨滴，双手插进大衣口袋里，背对着圣詹姆斯公园，沿着冷风飕飕的街道向东南走去，天亮之前他应该能到家，终于能喝上那杯从柏林的停尸房就开始渴望着的威士忌了。

你已经现了，直到这里我都叫他安德烈，尽管这不是他的真名。我习惯了这个名字，我和他在柏林认识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在他的许多面孔里，这是他选择向我展示的第一个侧面，第一印象总是很难改变的。在这个故事里，我还是继续把这位短暂到访柏林的陌生人叫作安德烈。

这也是你的故事，毕竟你很快会成为我，而我是他，最终，我希望，你也会变成他。

作者有话说：

[1]二战早期由丘吉尔创立，即后来的军情六处，“军情六处”这个名字是sIs众多名字中的一个，也是最广为人知的，直到今天还在用。

第二章

1952年的柏林，情报既值钱，又不值钱。满街都是，字面意义上的。墙再过九年才会建起来，轻轨和地铁连通东西柏林，谁都能在四个占领区之间轻松往来。咖啡厅里挤满了兜售小道消息的可疑家伙，只要付钱，他们就是英国的可靠密探，要是克格勃宣布加价，他们马上变成苏维埃的忠实盟友，他们也乐意为法国、波兰、意大利和东德服务，取决于今天打开钱包的是谁。这些人卖的多数是垃圾，有时候外勤们急于凑数，会买些真假不明的闲言碎语来应付上级。安德烈就在这种地方狩猎，固定在两个地点撒网，一个是开在美苏占领区边界的“科隆”咖啡店，另一个是法国占领区深处的“麻雀”咖啡店。他对待价而沽的小道消息不感兴趣，他想要的是人，向来都是。

其他阵营的情报官显然也有同样的主意。“科隆”咖啡店是英国、美国和法国间谍的传统领地。安德烈的苏联同行更偏爱“麻雀”咖啡店，通常是一个人来，坐在靠近厨房门的那张仿三十年代剧场招贴画下面看报纸。这个俄罗斯人表面上在东柏林经营一家玻璃工艺品店，实际上是克格勃的常驻特工，工作名是“科里亚”，军情六处给他的绰号是“水晶”，三十三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1949年来的柏林，在这里躲过了斯大林时代最后的风暴。这位“科里亚”未婚，喜欢长跑，不抽烟，但是喝酒，曾经和一个捷克姑娘同居，不过在莫斯科中心的干预下分手了。安德烈知道这一切，完全得益于军情六处柏林站整理的档案和监视报告，可以肯定克格勃也专门为安德烈单独设置了一个类似的文件夹，塞满用长焦镜头偷拍的照片和枯燥的监视记录，“目标早上8时进入面包店，8时o7分走出上述面包店”，“目标常于周二17：oo-19：oo时出现在斯皮特马克地铁站附近”，诸如此类。“水晶”和安德烈几乎从未交谈，每次见面都非常礼貌，点头，微笑，轮流为对方的咖啡付账，好像一对曾经亲密、却因为多年积怨而再不来往的朋友。在柏林这么拥挤的地方，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友好共存的关系，免得擦出火花，引燃堆积在舞台下面的炸药。

安德烈等的人来了，一个戴贝雷帽的高个子，穿着一件毛呢外套，剪裁精致，但已经很旧了，手肘处有块补丁，尽力选了最接近原本颜色的布料，但还是很突兀。这个男人并没有走进咖啡店，而是在落地窗外路过，站了两三分钟，抽完了一支烟，到路对面的报摊去买了一份《新德国》，走了。这是可以见面的信号。安德烈等了五分钟，结账离开，科里亚坐在原处没动，目光一直粘在他背上。

有人在跟踪他，当然有了，安德烈在柏林永远都有尾巴，这无所谓，在路上就能甩掉。戴贝雷帽的人大步走进地铁站，安德烈走向轻轨。他们会在火车总站见面，要是苏联人还跟着，那就下来，步行到波茨坦广场。如果戴贝雷帽的人手上的报纸不见了，这意味着他认为情况过于危险，会面取消。

两人夹在稀疏的旅客里，前后走出火车站，戴贝雷帽的男人腋下仍然夹着卷起的报纸，匆匆走向河岸，消失不见。安德烈慢慢穿过车站前的广场，那里空旷荒芜，零零碎碎散落着用途不明的壕沟和草率补上的弹坑，水泥已经开裂凹陷，中间有一汪肮脏的积水，湿漉漉的车辙在泥里互相交错。七年前，盟军的B-17轰炸机曾经从这里飞过，掷下燃烧弹。安德烈抬起头，双手插在口袋里，盯着灰蒙蒙的天空看，直到路过的人们不停投来疑惑的目光，才继续往前走。

河边丢弃着更多砖块和折弯的钢筋，在胜利日前后的混乱里，为了快给车队开路，士兵都草草把瓦砾铲到一边了事，它们就这么留在原处，被野草覆盖，无人负责。戴贝雷帽的男人坐在唯一一张存活的长椅上看报纸，安德烈在他旁边坐下，看着河水轻轻拍打淤泥。对岸有个母亲推着婴儿车慢慢走过，绑在把手上的蓝色缎带随风摇摆。

“下午好，君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