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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3页)

“他死了,是吗?汉斯暴露了。”

安德烈闭上眼睛,数了两秒,再睁开。可以预见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会反复被问类似的问题。这位名叫君特的线人在斯塔西工作,能从不止一个途径打听到小山羊的死讯,没必要撒谎,“是的,但是”

“我不干了。”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觉,君特,但让我们先”

“我退出,就这样。我同意帮你的时候就说过了,我只想赚点外快,没打算挨子弹。”

“非常合理的想法,君特,我和你一样震惊,也很难过,不如休息两个星期,我们再谈下一步。”

“没有下一步。我本来不应该再和你见面的。”他按了按帽子,尽管风并不大,“听着,我挺喜欢你的,也不讨厌英国人。我只是不能继续冒险了,我妻子下个月就要生了,你明白吗?你们不见得会替我照顾她。”

他是对的,所以安德烈没有说话。过了五分钟,焦灼不安的斯塔西军官站了起来,急着离开。安德烈轻轻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对方站住了,可能已经猜到情报官想问什么,这个问题从两人见面开始就一直悬在半空中,现在是掉下来的时候了。

“你知道是谁对汉斯下手的吗?就算只是猜的,也请告诉我。”

君特抿了抿嘴唇,好像吃到了有强烈苦味的什么东西,但碍于礼貌不能吐出来。他跺了跺靴子上的泥,看了看地面,再看了看河水,这才把目光转向安德烈:“我不敢说我确切知道,但我有种感觉。”

“我一直相信你的直觉。”

“来了个新人,在上面。”君特告诉他,指了指天空,好像斯塔西指挥部设在那里似的,“三十四岁,或者三十五岁,比我年轻,德国人,不过是莫斯科直接指派的,他自己不久前刚从莫斯科回国,‘在那边读书’,听说是这样。像个幽灵,至今还没人和他说过话,办公室总是关着门。他的命令都是深夜的,让我们去这个或那个地方逮捕‘帝国主义间谍’,十次里有九次能抓到。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从锁着的房间里推测出这一切,我认为他在你们或者美国人‘家里’招揽了地鼠,而且职位不低。”

“也没有名字吗?”

“他让别人叫他‘赫尔曼先生’,应该不是真名。”

“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事吗?多不起眼都可以。”

君特皱起眉,思索了一会,摇摇头。

“谢谢你,君特。”

德国人点点头,没有道别就走了。报纸留在长椅上,页边还有手指摸出来的汗渍。安德烈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双手放在大腿上,挺直腰,注视着河水。情报网坍塌起来就像骨牌,一小块倒下就能引连锁反应。君特是他在斯塔西里面的最后一双眼睛,尽管不在高位,但在预警突击搜查的时候很有用。谁是这个深夜里开枪的不之客?害他的羊群四散奔逃。“赫尔曼先生”?莫斯科直接指派?没人见过,像个幽灵?

河对岸的母亲折返了,走得比刚才匆忙,安德烈思忖她是哪一方的眼线,谁说得清楚呢?柏林到处都是窥视的眼睛。他起身离开,边走边小声哼唱《空中骑士》[2],手指在裤腿上打节拍。他焦虑的时候总是这样。

安德烈刚来柏林的时候,这地方是个废墟,各种意义上都是。战前建立的情报网已经不存在,线人死亡一大半,剩下的行踪不明。军情六处搬进了奥林匹克体育馆,中情局悄悄占据了弗伦街的一栋红砖建筑。而克格勃当时还叫内务部早就在卡尔斯霍特安营扎寨。英国人还在慢吞吞地修复碎裂的窗户和被弹片击穿的屋顶,克格勃已经耐心地织好了庞大的情报蛛网。

公平而论,五十年代不是军情六处状态最好的时候。战争刚刚结束,伦敦虚弱又吝啬,每个便士都要拿去润滑生锈的财政齿轮,喂养间谍花费不菲,战时英雄们也厌倦了这种见不得光的游戏,要不就去更体面的部门另谋高就,要不就回到乡间大宅一心一意养马。总部的气氛就像散场之后的剧院后台,音乐停了,大家都在收拾私人物品,撤下道具,关灯。

可是铁幕的交响曲还在继续,每分钟都变得更响亮,大号和定音鼓是红军,小提琴和钢琴敲出克格勃的主题旋律。美国人也登场了,只带了吉他,格格不入,还比任何人都吵闹。舞台中央再也没有英国的位置,可怜的岛屿被挤到边缘,时不时敲一下三角铁。法国甚至不在舞台上,戴高乐在聚光灯外大声抱怨,也许有人听,也许没有。

按照这个比喻说下去,柏林应该是什么?柏林是舞台本身,所有灯光都打在上面,太多灯光了,观众甚至看不清乐队,乐队也看不清对方,尽管他们都努力眯着眼窥视对面的乐谱。我们总是怀疑对面偷偷运来了新的布景,但又不能确定,只好在幕后悄悄打探,同时极力否认自己在偷窥。打架是不可避免的,偶尔打到台前,观众也许会鼓掌,也许大声喝倒彩,双方都练出了厚脸皮。

不难想象军情六处为什么看上安德烈,一个服役过五年的皇家工程兵,德语足够好,可以应付这个被击败的敌国都。他平日被关在空军基地里,偶尔在上级军官监督下到市区里架设电线。因为反复被情报部门借走当翻译,军官们决定让他留在那里。安德烈很快当起了信差,脱掉军队制服,换上旧衬衫和不合身的长裤,打扮得像个柏林人,在这座被炮火夷平的城市里钻来钻去。

1949年底,他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线人,是个在地下酒吧认识的波兰飞行员,两个弟弟都死在了卡廷森林,需要为心里针对俄罗斯的仇恨找一个出口。他仔细向安德烈解释苏联战机的编队和呼号,定期送来中队调动安排,手写的,整齐又详细。安德烈这时候才开始学外勤该有的“技艺”,怎样在通讯被监听的情况下和线人沟通,怎样使用死信箱,怎样藏匿缩微胶片,诸如此类。他和波兰人选定苏联占领区里的一座穹顶坍塌的教堂做接头地点,里面散落着布满弹孔的巨大石砖和烧焦的木头。波兰飞行员会把紧紧卷起的纸条塞进石板的缝隙里,那块石板上压着倒塌的柱子,看似无法移动,实际上靠近左下角的地方有一道足以伸进半只手掌的缝隙。安德烈拿走纸条,留下钞票,美元,不是德国马克。

195o年1月2o日,波兰飞行员返回华沙,再也联系不上。安德烈预定1月31日正式退役,本不该继续留在德国,但行动处处长霍恩斯比扫开了官僚主义的障碍物,把他留在了柏林,放手让他捕捉新的羊群。安德烈在柏林过了二十八岁生日,礼物是微薄的月薪,还有大使馆里的一份新档案,职务是“电工”,当时在柏林的情报官全都挂着虚假的职位,秘书,翻译,记者,英文教师。毕竟,雇佣他们的军情六处在官方文件上也并不存在。

尽管情报官都喜欢宣称自己怎样的人都能对付,一个特定的情报官似乎总是倾向于招来某种特定性格的人。有人擅长编织云朵,所以总是引来理想主义者;另一些人善于擦出火星,于是更受到行动家的信任。有人偏好羞涩的学者,有人专门拉拢水手和码头工人。安德烈喜欢把敌人拉进怀里:斯塔西、苏联军事情报局、红军柏林指挥部的下级军官,所有那些高傲的,沉默的,狡诈的,警惕的,和他一样爱玩这个游戏的。他哼着歌慢慢接近,邀请他们跳舞,悄声细语安抚他们,用柔软的绳索套住他们的脖子。

这里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例外。

作者有话说:

[2]Riderinthesky,194o年代英国流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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